■ 突破宿命（22）
大清國的洋幹部、美國人丁韙良（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），在他初版於1896年的回憶錄中，如此描述中國對於美國的重要性：“是中國，而非日本，激發了哥倫布的想象力，使他掉轉船頭向西航行，發現了美洲……誰敢肯定，美國在華利益，現在的和潛在的，無非是一種情感？難道情感就不能推動物質嗎？”
美國獨立次年（1784），為擺脫英國對其經濟的強力束縛，派遣“中國皇后”號（Empress of China）帆船，開通紐約到廣州的貿易航線。從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，美國對華貿易額增長達6倍之多，在西方國家的對華貿易中位居第二，僅次於英國。
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西方列強獲准在北京派駐公使。曾經擔任美國眾議院議員的蒲安臣（Anson Burlingame），受林肯總統委派，出任此職。蒲安臣大力推行與中國協商與合作的政策， 要“用公平的外交，來代替武力，用公平的方法，獲得公平的結果”。這令大清國上下看到了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美國。美國迅速成為中國最為信賴的洋兄弟，並對中國的國際戰略調整起到了關鍵的影響。
在此後中國所經歷的歷次外交風波乃至甲午戰爭中，美國都成為中國首選的調停人。總理衙門認為：“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，勢各相等，其中美國最為安靜，性亦平和”，曾國藩也評價說：“米夷質性淳厚，於中國時思效順”，薛福成則認為：“方今有約之國，以英法俄美德五國為強……美國自為一洲，風氣渾樸，與中國最無嫌隙”。
甚至，中國政府在1867年聘請剛剛卸任的蒲安臣，“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”，代表大清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進行條約修訂的談判。聘請外國人充當特使，中國外交的這一創舉一度引發世界高度關註。蒲安臣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《天津條約續增條約》（即“蒲安臣條約”），被梁啟超稱為“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”，維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，第一次被寫入了條約，奠定了今後近一個世紀的中美關係和諧基調。
1870年和1879年，剛剛卸任的前國務卿西華德及剛剛卸任的美國總統格蘭特（Ulysses Simpson Grant），分別到訪北京，成為第一位訪華的西方國家政府首腦或元首，受到熱烈歡迎。丁韙良認為，美國人能在中國受歡迎，“並非我們更好，而是遙遠的位置、政府的形式以及廣袤的領土使我們擺脫了誘惑……這個國家（美國）遙不可及，排除了圖謀中國領土的疑慮，它與其他列強如此隔絕，所以免於糾纏，而且它開明強大，足以贏得尊敬。”
開端於“蒲安臣條約”的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思路，一直貫穿在美國對華關係的思路之中。中美兩國相當親密，1909年時甚至還謀劃組成中美德三國同盟，雖然流產，但中美軍事交流加深，美國向中國全面供應軍火。
和諧、穩定的中美關係，令內憂外患中的大清國，多少能看到一些國際政治陽光的一面。對美外交，因此成為大清國相對最不需頭疼的國際事務。此後近半個世紀，“親美”一直都是中國主流，對幾代人的國際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……
□雪珥（改革史學者） （原標題：中美和諧近百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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